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有效组合全球生产、服务和创新要素实现经济跨越发展的主要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这为我们进一步积极利用外资推动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当前，全球新产业革命加速发展，国内经济新旧动能加速转换，进一步提升外资可持续发展能力，继续发挥其在技术、知识、管理、人才、创新等方面的外溢效应，对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向开放战略至关重要。
       我国利用外资面临的主要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利用外资总体处于趋缓态势。分析起来，其中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
       第一，国际引资竞争激烈和国内成本上升导致引资竞争力下降。据统计，2016年全球共有58个经济体采取了124项影响外国投资的措施，其中有84项与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促进有关。2016年全球吸引外资排前十位的经济体中，既有美、英等发达经济体，也有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近年来，随着国内综合成本上升，导致跨国公司制造业和服务业加快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由于受发展中经济体低成本竞争和发达国家振兴制造业战略的“双重挤压”，我国制造业利用外资降幅较大。服务业成本上升也在导致跨国公司服务外包向东南亚转移。此外，美欧发达国家不断出台土地、财税、能源、基础设施、人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也增强了其引资竞争力。
       第二，营商环境与国际一流水平相比仍存在差距。一是在法治环境、金融环境、信用环境、行政效率等方面还不适应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的要求。二是存在外资项目落地难，项目审批手续复杂、周期长，政府部门信息共享和协同审批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三是外籍工作人员出入境、定居、工作等便利化程度不足。
       第三，招商引资体制机制和模式创新不足。目前多数地区吸引外资仍依赖土地、财税等优惠政策，在吸引高端服务业外资方面还缺乏有效的政策设计，忽视了对宜居宜业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软环境的建设。一些开发区、高新区招商引资习惯于定指标、下任务，市场化程度低、效率不高，招商人员流失较严重。
       利用外资推动产业转型的着力点
       应该看到，我国新的竞争优势正在形成，包括产业体系完整、配套优势明显，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高素质人才数量居世界前列，东中西部城市差距正在缩小、开放环境不断优化，等等，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吸引优质外资、集聚全球高端要素，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综合效益。总体上看，我国利用外资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当前，利用外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可在以下几方面发力。
       第一，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开放包容、竞争公平、政策稳定透明、服务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是提高引资竞争力的关键。一要深化投资审批体制、商事制度、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推广“单一窗口”“一站式服务”“多证合一”“多评一表”“并联审批”等新模式。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统一内外资企业监管标准，建立外资企业信用监管体系，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机制建设。二要推动开发区、高新区向企业化管理转型，提高招商引资市场化和服务专业化水平，切实成为开放型经济的先行区和高水平营商环境的示范区。三要注重宜居宜业环境建设，完善医院、学校、社区等配套设施，完善外籍工作人员在出入境、生活定居等方面的便利化措施。四要创新服务模式，鼓励为重点外资企业开展定制化服务，做大外资“朋友圈”。
       第二，发挥外资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注重把引进外资与引进关键技术、现代化管理、高端人才和新业态、新模式相结合，从注重引资规模向引进高端要素转变。一方面，可考虑建立以外资科技含量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随着网络经济和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将出现越来越多拥有核心技术、轻资产的中小企业，应予以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要继续发挥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优势，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合作研发等方式发挥外资在参与国内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此外，还要注重发挥海外华人科学家、工程师的作用，通过各种方式为他们参与国内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有利条件。
       第三，提升加工贸易价值链增值水平。加工贸易企业稳定发展对于跨国公司继续转移研发、设计、金融、物流、供应链管理、营销、结算等高端服务业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促进外资企业落地生根。一方面，要推动加工贸易向中西部梯度转移，建立转移地和承接地的合作机制，制定承接加工贸易转移的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东部发达地区可考虑利用现有加工贸易企业形成的渠道实施二次招商战略，重点吸引跨国公司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物流、咨询、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
       第四，优化外资区域产业布局。我国区域中心城市普遍具有产业集聚、人才集聚、创新要素集聚的优势，有条件推动外资结构向服务化、高端化、集约化发展，增强区域辐射带动能力。要完善中西部、边境地区面向国际的港口、口岸、公路、铁路、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区域合作交流机制，东部发达地区开放型经济具有先发优势，可通过干部挂职交流、项目协作等方式为中西部地区提供人才和产业方面的援助；鼓励总部设立在一线城市的外资企业到二三线城市设立生产和服务基地，等等。
       第五，积极创新利用外资政策。可考虑取消外资进入教育、医疗、金融、养老、文化创意等服务业以及汽车、民用飞机等制造业领域的准入限制，推动服务业职业资质互认，加快吸引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领域。加快推广复制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经验，继续提高和扩展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质量和开放空间。（经济日报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 王晓红）